五，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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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象分权化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取得成功一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将在中国取得成功，能否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一定。24因为中国的崛起不同于新加坡或韩国的崛起，后者不大可能改变世界政治格局，至多改变一下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行榜位次，而中国的崛则起将使国际体系中各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动，这种变动据说往往会诱发“全球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原有的霸权国家，另一方是新崛起的挑战国。
对政治现实主义，特别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深信不疑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之间的零战争只是“随便的预测”25，即使是一个完全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也会发生骄横的行为，甚至会发生战争，因为许多民主程度不同的国家会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冲突，正如今天不同的国内政权会由于国家利益的对立而产生偶然的争吵和战争一样。26
某些研究霸权周期的专家还证据确凿地说，所有新崛起的国家（只有一个例外－－对这个例外我们下面再讨论－－本文作者注）都在世界权力转移期间卷入战争，“一个国家上升到国际体系的顶峰是进行霸权战争的结果，它的顶峰地位将继续到权力增长的不平衡性导致新挑战国的出现。这些国家通过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或其他国家采取政治行动使新的世界战争爆发，而新的世界战争又启动了新一轮霸权周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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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称为世界战争宿命论，以及新兴国家原罪论：只要世界权力转移，必定发生战争；只要发生战争，责任必在新崛起国家一边。这显然是现任世界霸主代言人的理论，正是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偏见才是妨碍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主要思想障碍。对于他们的理论不利的“民主和平论”，即使是“零例外”，他们也要将其斥之为“随便的预测”；对于他们有利的权力转移战争论，即使有两个重大例外，也可以在各种托辞的武装下拒绝承认。
两个所谓“例外”，一个是上世纪中叶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另一个是上世纪末叶苏联霸权的结束和美国霸权的延续。他们对前者的解释是，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非没有打战，那次转移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把继任霸主美国拯救前任霸主英国，向法西斯国家宣战的行为也叫着霸权战争的话，那岂不是可以把兄弟之间的施爱叫做骄横？权力是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并非从轴心国向美国转移，美国为何要发动战争向并不具有世界权力的国家要权力？二战的起因既不是老霸主的顽固，也不是新霸主的骄横，这两个民主国家相亲相爱，而是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根据什么认为即使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一定会骄横？至于苏联向美国和平转移世界权力，则被解释为某种“独特原因”，是苏联国内政治抉择的结果。28其实这个案例正好可以用来证伪民主好战论，因为不是别的，正是苏联的民主化防止了权力转移战争。如果这个“例外”可以找出独特原因，还有什么例外不能找出独特原因？如果连最近一个世纪两次最重大的世界权力的和平转移都可以算作例外，还有什么在例内？
实际上，霸权战争宿命论者所依据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已经发生变化，而他们还没有察觉，或者察觉了，还不愿承认。政治现实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石：首先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或者叫做无政府状态假设；其次是自利主义的人性假设；第三是地缘政治学的有限生存空间理论。无政府状态未必一定导致战争，它还可以推动国际机制的诞生；自利主义也未必一定造成冲突，它还可以推动合作的进化。如果把政治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学的两个三角形拼接成一个菱形，那它们共同的那条边便是权力的核心价值。让我们来对照一下地缘政治学创始人之一费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和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两段关键的话：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拉策尔说，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摄取统治地位。国家的主要目标被视为是追求权力。29
摩根索说，象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也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要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30权力是一股未经驯服的野蛮力量，它知道自己的强大就是法律，自己的扩张就是唯一的正当理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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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权力的珍视，都与国家边界有关。在拉策尔看来，国家边界是要扩张权力并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的障碍，为此，那些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摧毁别人的国界并进行领土扩张32。在摩根索看来，国家边界是既定的，国家权力竞争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均衡。他指出，“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护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衡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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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个人不同代，但却象同一个擂台上的两个拳手，一个代表霸权国出战，另一个代表挑战国出战。一个要维护自己占统治地位的国际权力均势，另一个要打破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均势。如果事情就象他们所主张的，那么，世界权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权力从英国向美国的和平转移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挥拳相向，但拳头却始终没有落在对方身上的核威慑下的和平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使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的挑战者的欧洲大陆开始出现新的思想流向：通过和平转移世界权力。
作为这种思想景观一部分的地缘政治学也从发源于德国的战争地缘政治学，转向在法国重新兴起的和平地缘政治学。法国地缘政治学派不喜欢国界。早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就表现出和平倾向。他们认为现实存在的国界是“血腥而贫瘠的边境”，它将变成“富裕而辉煌的通道”。法国地缘政治学家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在其名著《欧洲的衰落》里指出，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地缘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具体地说，欧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国家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认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地缘政治实体是北美与远东，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控制，如果欧洲各国能够求同存异，欧洲有可能成为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这个思想到了欧共体诞生后的70年代，被新一代地缘政治学家表述为“联合”的概念，用来代替德国地缘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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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地缘政治学里的“联合”概念，类似于法、德哲学家们所称谓的“世界内政”思想，这种世界内政思想在欧盟管理模式上得到体现，该模式被主张欧洲复兴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称之为“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35虽然两位哲学家没有指明他们主张的欧洲复兴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批评者却道破了天机：他们设计“后民族格局”的超国家模式，目的在于建构又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36这一点在学者们那里似乎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在政治家那里则无庸讳言，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明确指出，欧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37。
很显然，如果欧洲“后民族格局”的超国家模式获得成功，欧洲人采取了联邦式政治结构，就将出现第三个世界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外”：德芒戎所设想的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将出现，美国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将部分地向欧洲转移，至少目前统治世界的美元霸权已经被欧元所分享。这种和平的世界权力转移也并非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所以，《欧洲史》的作者们克制地写道：“美国在本世纪的全部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旧大陆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这样模棱两可的角色。……华盛顿以赞许的目光看待欧洲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可是，美国极力阻碍欧洲经济力量的上升。”38如果这本书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或之后写的，某些措辞可能需要修改，华盛顿看待欧洲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目光不再是赞许，更可能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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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短的结论是，如果世界权力过去发生过，现在仍然在发生和平转移的情况，中国的和平崛起便是可以期待的，只要中国在民主化崛起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假如政治现实主义者们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那承担战争责任的便不是中国。
注释：
1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文版第15页，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第1版，上海。
2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James Da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中文版，第340-341页，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第1版，北京。
3 同注1，前言部分第39页。
4 [美]迈克尔· 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1页，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
5 同注4，“前言”第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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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是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对康德思想的概括，出处同注2，正文见第340、341页，注释见367页的注231，368页的注243和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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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注4，第161页。
8 参见下述3篇文章：a，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一文，载《欧洲》杂志1995年第4期；
b，王逸舟：《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电子版载中国国关在线
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wyz.asp?cataid=29；
c，周言：《威胁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载“华人评论”网站，
http://www.acwang.com/acwnews/acwnews01q1/gdplnews/pl0102291.htm。
上述3篇文章从理论论证到政策立场都对“民主和平论”持批评态度，虽然强烈程度略有不同。拜读3篇大作后，给我的印象是，文章作者不是因为不同意该理论的理论论证而反对它所服务的政策立场，而是因为反对它所服务的政策立场而反驳它的理论论证。由于政策取向迫切，对“民主和平”的反驳自然根基不深，有的反驳显然经不起再反驳。
必须指明的是，3位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值得称道，其目的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反对美国政府把“民主和平论”当作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武器到处挥舞。同样要指明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短、长期之分。在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论域里，中国的短期国家利益是，在中国未完成民主化前，反对美国用“民主和平论”干涉中国内政；中长期利益是，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和完成民主化之后，支持美国政府里的自由主义者运用“民主和平论”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因此，作为战略研究者，应当把反对一种理论和反对一种理论的某种运用区分开来，前者要持科学态度，后者要有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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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7月版，第7章。
10 引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文版，王保存等人译，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63页。
11 参阅加布里拉·蒙廷诺拉(Gabriella Montinola), 钱颖一(Yingyi Qian), 和拜利·温加斯特 (Barry R. Weingast）: 《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载美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96。
12 se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com/65/to/totalita.html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13 Juan J.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4.
14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在会谈中提出世界上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谈话全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北京。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在谈话更明确提出了当代世界两大战略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谈话记录见上引书，第104页。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15 参阅《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11版，第95页。
16 引文出处同注14，第104页。
17 参见该作者2003年1月30日发表在《俄罗斯报》上的“国际极权主义”一文，中文译文见新华社《参考消息》报，2003年3月3日第3版。
18 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了许多评论家对美国民主的担忧。2003年2月25日，梅勒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题为“得到帝国，失去民主”的文章，他担心美国有可能成为“超级香蕉共和国”，军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甚至认为，美国目前已经存在着一种法西斯主义来临前的气氛（转引自《环球时报》，2003年6月27日第14版黄晴文章“帝国不会长寿”）；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塞缪尔?弗里德曼在2003年3月20日的《今日美国报》上发表题为“美国进入‘私有化战争’时代”，文章说，“当我们深思美国在没有联合国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侵略的后果时，我们还应当为另一种单边主义感到担忧，这就是让我们公民身份变得无关紧要的单边主义”。这大概就是国内政治的单边主义（中文译文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3月26日第3 版）；伊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媒体还对美国人在监视下生活的状况感到不满，担心麦卡锡时代死灰复燃（参阅《环球时报》2003年5月30日第7版综合报道文章“美国人生活在监视之下”）。
19 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E. D. Mansfield and J. Snyder）:《民主化与战争》（Democratization and War）,载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夏季号（Foreign Affairs,May/Jun,1995）。
20 同注8b.
21 同注4，第163－164页。
22 〖法〗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gion），中文版，第210页，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北京。
23 同注9，第八章：“雪崩反应：崩溃趋势假说”，第303－302页，
24 《中国大战略》的两位作者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显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即使中国成功地实现民主化，即使中国在此过程中能避免与民主过渡相关的一切危险的出现，按照韦伯式‘理想模式’的观点，这个民主的中国仍不大可能具有高度合作的意向。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特之处，而是因为民主和平这个观念本来就不健全。”但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的是，他们怀疑民主和平观念，但只怀疑中国的合作意向，不怀疑奉行现实主其它国家的合作意向。上述引文参见注4所引书，第207页。
25 同注4，第208页。
26 同注4，第210页。
27 同注4，第222页，第216页。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28 同注4，第222页。
29 转引自【英】杰弗里· 帕克（Geoffrey Parker）：《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24页，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版，北京。
30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中文版第43页，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31 同上书，第14页。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32 同注29。
33 同注30，第220页。
34 同注第69页、70页，以及第76－77页。
35德里达、哈贝马斯：《论欧洲的复兴》，中文译文见《读书》杂志2003年第7期，第70页，曹卫东译。
36 匈牙利作家Peter Esterhazy的言论，参见曹卫东“后民族结构与欧洲的复兴”一文，《读书》杂志2003年第7期，第68页。
37转引自辛本健：“美欧裂痕在加深”，载《环球时报》，2003年1月17日。
38 阿尔德贝特（J. Aldebert）等：《欧洲史》，中文版，第606页，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海口。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大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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