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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章宗的北疆经略
■《北方民族》2003年第1期 周峰
金朝建立后,并未对原来辽朝所统辖的北方众多游牧部族建立有效的统治,在熙宗和海陵王时都与这些部族发生过冲突,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描绘战争的具体过程。金朝设置的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招讨司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部族,保卫北疆的安全。章宗之前的大定盛世是金朝最繁盛的时期,还能保持对这些部族的优势,但是就在章宗即位的同一年(1189),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铁木真也被推举为蒙古部的可汗,开始了他统一蒙古高原诸多游牧部族的大业。而到章宗在位末期的泰和六年(1206)铁木真最终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建立了大蒙古国,统一的蒙古民族出现了,并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统一中国的进程。因此,章宗一朝始终面临着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而来自北方的威胁实际上远大于来自南方的宋的威胁,而金朝最终也是被蒙古所灭。
一、界壕的修筑
章宗刚即位,元老重臣徒单克宁就向他提出了要加强猛安谋克的武备,并建议对北方用兵,章宗就此问题还曾征询时为平章政事的完颜守贞,“自明昌初,北边屡有警,或请出兵击之。上曰:‘今方南议塞河,而复用兵于北,可乎?’守贞曰:‘彼屡突轶吾圉,今一惩之,后当不复来,明年可以见矣。’上因论守御之法。守贞曰:‘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1]可见,握有重权的徒单克宁和完颜守贞都主张用兵。章宗决定采纳徒单克宁和完颜守贞的意见,任命枢密副使夹谷清臣为东北路兵马都统制使,但是很多大臣都不同意,如翰林修撰移剌益,“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2]御史中丞张万公也反对,“会北边屡有警,上命枢密使夹谷清臣发兵击之。万公言:‘劳民非便。’诏百官议于尚书省,遂罢兵。”[3]章宗不得不考虑当时国内因黄河决口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决定对北方诸部采取防御的策略。
金代对北方的防御设施的建造很早就开始了,《金史·地理志》在描述金朝的疆域时曾提及婆卢火驻守泰州时曾修界壕,而《金史·婆卢火传》也称他在泰州时守边有功。完颜婆卢火是在熙宗天眷元年(1138)驻守乌骨迪烈时病逝的,因而金代界壕的修筑不晚于1138年。到世宗时,开始大规模的修筑界壕与边堡等防御设施。大定十七年(1177),世宗命令在东北、西北两路招讨司、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地修建边堡,派军民屯戍。到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又对边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饬,“世宗以东北路招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其处。于是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敏曰:‘东北及临潢所置,土瘠樵绝,当令所迁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上令无水草地官为建屋,及临潢路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议:‘临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为七百二十,若营建毕,官给一岁之食。’上以年饥权寝,姑令开壕为备。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计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泰州九堡、临潢五堡之地斥卤,官可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可令大盐泺官木三万余,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4]可见,世宗在东北路与临潢路构筑了大量的边堡,并大都沿直线排列,迁徙百姓戍守。但是壕堑的开挖因为荒漠风沙过大未成功。
章宗既然决定对北方用兵,那么完善防御设施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明昌三年(1192)四月“戊午,诏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5]随即,界壕的修筑就开始了,但是很快又终止了。五月“癸酉,罢北边开壕之役”。[6]终止的原因是很多官员的反对,党怀英就是其中一人,“明年(明昌三年—笔者注),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7]但终止的时间并不长,界壕又断断续续地修筑起来。张万公也曾反对过界壕的修筑,“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8]可见,界壕的修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且持续时间很长。明昌四年(1193),章宗要巡幸在塞外的景明宫时,董师中进谏劝止的理由之一就是“况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9]可见,界壕的修筑,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明昌间负责修筑界壕的官员有孛术鲁德裕,“迁少府监。明昌末,修北边壕堑,立堡寨”。[10]明昌年间界壕的修筑并未能阻挡住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章宗先后派夹谷清臣和完颜襄北伐,与此同时,界壕的修筑也并未停止,而是一直进行。承安三年(1199),在阻革菐部首领斜出降金后,金左副元帅完颜襄“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言者多异同,诏问方略。襄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诏可。襄亲督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11]完颜襄完成的是临潢路界壕工程。负责西北路界壕修筑的是先后任西北路招讨使的完颜安国和独吉思忠,完颜安国“承安二年,以营边堡功,召签枢密院事。赐虎符还边,得以便宜从事”。[12]独吉思忠将西北路界壕继续完善,“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工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劳,赐诏奖谕曰:‘直乾之维,搤边之要,正资守备,以靖翰藩,垣垒弗完,营屯未固。卿督兹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劳,时非淹久,已臻休毕,仍底工坚。赖尔忠勤,办兹心画,有嘉乃力,式副予怀。’”[13]负责西南路界壕营建的是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仆散揆,“揆沿徼穿垒筑壕,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候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14]
金代修筑的界壕实际上是中国历代修建的长城的一部分,它不单只是一条壕沟,而是一套系统的军事防御工程,这一点,又超越了以往朝代所修的长城,并为后来的明代所借鉴。金代界壕是由壕沟、城墙、边堡构成的层次防御体系。其修筑是先挖一条外壕,然后利用挖出的土在壕沟内侧堆积或夯筑一道墙。在有些重点防守地段,则在外墙的内侧再挖内壕,内壕的内侧再筑内墙。这样就形成了四条壕沟与城墙的防御体系。一般外壕宽5-6米,内壕宽10乃至50-60米。外墙宽2.5米-6米,内墙宽5-15米。在内墙或单线墙的外侧筑有马面和烽火台,马面多设在险要地段或城堡附近,其间距从几十米至上百米不等,可在敌人进攻时,向敌人横向射击。与一般城市的城墙相同。烽火台都高出城墙,台伸出墙外4-5米,宽6-8米。边堡多靠近内墙或一面即为内墙,每面宽100-150米,一面有城门,有的有瓮城门和城壕。边堡的间距一般在5-10公里,但是险要处则要密集得多,并且两堡之间往往有关口。金代主要由章宗所建的界壕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在蒙古铁骑的面前几乎未起到任何作用,未能保护住衰落的金王朝,这和历代长城所起的作用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二、夹谷清臣与完颜襄的北伐
章宗时期对金朝威胁最大的北方游牧部族是阻革菐(也就是辽代的阻卜)和广吉剌(元代称翁吉剌惕)。阻革菐部居住在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一带,广吉剌部住在阻革菐部以南今哈拉哈河以北。此外还有合底忻部(元代称合答斤)、山只昆部(元代称撒勒只兀惕)、朵儿边部(又称朵鲁班)部等时常侵扰金朝的北疆。章宗除了修筑界壕外,也未放弃武力上的准备,明昌三年(1192)七月“癸未,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分置诸堡”。[15]明昌五年(1194)二月,宰臣请求撤退北边的屯驻军马,章宗未予同意。又命令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等视察北疆屯驻军马,并筹划防御措施。九月,又命令上京等九路以及诸群牧和乣军等选择三万精锐,准备来春调发,并命诸路及顺从的北阻革菐部第二年夏会师于临潢,这时章宗已经下决心对北方用兵了。
明昌六年(1195)正月,可能为合底忻、山只昆两部[16]聚兵围庆州(今内蒙古宁城县),金东北路招讨副使瑶里孛迭急忙率兵解救,敌人退去。五月,章宗派左丞相夹谷清臣出战,命其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夹谷清臣先派人侦察,得知敌人的虚实。然后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和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率领轻骑八千为先锋,夹谷清臣自己率领精兵一万随后跟进。当夹谷清臣率军至哈拉哈河时,先锋移剌敏部已在栲栳泺(今呼伦湖)一带连续攻破敌人14座营垒,并返回迎接大军。但这时归顺金朝的属部北阻革菐的首领斜出抢夺了移剌敏部所缴获的大量牲畜物资。本来金朝与北阻革菐的关系就很脆弱,此前完颜安国奉命出使北方诸部时,“时北阻革菐迫近塞垣,邻部欲立功以夸雄上国,议邀安国俱行讨之。安国以未奉诏为辞,强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国曰:‘大丈夫岂以生死易节。暴骨边庭,不犹逾于病死牖下。’众壮其言,馈赆如礼”。[17]可见,当时只要完颜安国稍微畏缩,就会被诸部挟持以金朝的名义攻打北阻革菐。因此,金朝与包括北阻革菐部在内的诸部关系处于时刻破裂的危险之中。对于北阻革菐部斜出的劫掠行为,夹谷清臣予以谴责,并责令其赔偿,于是北阻革菐部发动叛乱,大肆劫掠而逃。夹谷清臣此举并没有什么不妥,如不然,则会使北方诸族更加轻视金朝,但是当时的舆论却责怪清臣处置不当,认为因为他“屡获捷而贪小利,遂致北边不宁者数岁”。[18]于是章宗贬黜了夹谷清臣,任命右丞相完颜襄取代他。在北方发生战乱的同时,西北路也不太平,明昌六年十月“乙亥,命尚书左丞夹谷衡行省于抚州,命选亲军、武卫军各五百人以从,仍给钱五千万”。[19]十一月“甲辰,报败敌于望云”。[20]
章宗对完颜襄寄予了厚望,“临宴慰遣,赐以貂裘、鞍山、细铠及战马二”。[21]完颜襄到达前线后,首先招降了叛乱于北京、临潢之间的胡里乣部,驻军于临潢府。接着完颜襄率驸马都尉仆散揆进至大盐泺(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额吉纳尔苏木附近)时,与广吉剌部发生激战,这次战斗持续时间很长,明昌六年(1195)十二月,“右丞相襄率驸马都尉仆散揆等进军大盐泺,分兵攻取诸营”。[22]直到次年承安元年(1196)正月,“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23]可见战斗之激烈,金军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完颜安国就是因为在战斗中杀获甚多,因而被章宗赐予金币。在大盐泺战斗的同时,完颜襄又派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在那里屯守,俟机进兵。二月,章宗将正在前线的右丞相完颜襄和在抚州备敌的左丞夹谷衡召会商议军事,随即令他们返回前线。完颜襄马上奉章宗之命派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进军多泉子,又命令一支部队由东路进发,而自己由西路前进。但是东路军前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时被阻革菐包围,三天都未突围出来,求援甚急。有人向完颜襄建议等大部队都汇集之后,再去救援。“襄曰:‘我军被围数日,驰救之犹恐不及,岂可后时?’即鸣鼓夜发。或请先遣人报围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傥为敌得,使知我兵寡而粮在后,则吾事败矣。’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24]阻革菐部大败,向斡里札河(今乌尔匝河)逃窜,完颜襄又派完颜安国追击,阻革菐部四散奔逃,适逢大雨,冻死者十之八九,阻革菐部首领投降。完颜襄在九峰山的石壁刻下自己的功勋后,于九月返回朝廷。这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是成吉思汗帮助完颜襄取得的,这在《蒙古秘史》中有详细记载,“契丹(即金朝—笔者注)百姓之阿勒坦罕(即金章宗—笔者注),以塔塔儿(即阻革菐部—笔者注)之篾古真薛兀勒图等不奉其命,令完颜丞相(即完颜襄—笔者注)治军。遣使来告曰:‘完颜丞相溯浯漓札水,驱篾古真薛兀勒图等塔塔儿及其马群,啮食而来,其勿相疑云。’成吉思合罕既悉所告,曰:‘塔塔儿百姓乃昔日毁我父祖之仇人也。今乘此机,俺其并之乎。’遂遣使告脱斡邻勒罕曰:‘阿勒坦罕之完颜丞相,驱塔塔儿之篾古真薛兀勒图部,溯浯漓札水而来云。俺其并此毁我父祖之塔塔儿乎!脱斡邻勒父罕其速来。’脱斡邻勒罕得此报,曰:‘我子所报甚是,俺当并之。’遂集军,第三日即起兵,脱斡邻勒罕疾行而至。成吉思合罕、脱斡邻勒罕二人遂共起兵,顺浯漓札而行,与完颜丞相同并来时,塔塔儿之篾古真等部,已立寨于忽速秃失秃延、纳剌秃失秃延之地矣。成吉思合罕、脱斡邻勒罕二人就其寨中擒彼守寨之篾古真薛兀勒图等,即地斩篾古真薛兀勒图讫,成吉思合罕取其银摇车、东珠饰衾焉。既杀篾古真薛兀勒图,完颜丞相甚喜,以成吉思合罕、脱斡邻勒罕二人杀篾古真薛兀勒图之故,就地与成吉思合罕以札兀惕忽里之号,与格列亦惕之脱斡邻勒以王号矣,王罕之称即始于此完颜丞相所号也。完颜丞相曰:‘我将奏闻此功于阿勒坦罕,加成吉思合罕以更大号——招讨之号,其阿勒坦罕知之云。’”[25]可见,这次完颜襄对阻革菐部战争的胜利,是与成吉思汗和王罕二人的帮助密不可分的,而且成吉思汗和王罕二人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承安元年(1196)十月,在平定阻革菐部的叛乱仅仅一个月后,阻革菐部又一次发动叛乱,章宗派时为左丞相的完颜襄行省事于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签书枢密院事完颜匡行院于抚州,并派亲军八百人屯戍抚州。十一月,特满群牧的契丹人陁锁、德寿发动叛乱,他们占据了信州(今吉林怀德秦家店古城),并且定年号为身圣,号称有部众数十万。完颜襄此前出屯北京时对此就有预防,他曾对僚属说:“北部犯塞奚足虑。第恐奸人乘隙而动。北京近地军少,当预为之备。”[26]于是调发上京等地军队六千人赴北京附近戍守。契丹人叛乱后,完颜襄派临潢总管乌古论道远、咸平总管蒲察守纯分道讨伐,擒获德寿等人送到中都。契丹人的这次叛乱是继完颜亮和世宗时期契丹大起义之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契丹人反叛,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却给章宗及朝廷以很大震动。廷臣起初想要取消郊祀典礼,后又想改至第二年正月举行,为此章宗征询完颜襄的意见,完颜襄说:“郊为重礼,且先期诏天下,又藩国已报表贺,今若中罢,何以副四方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谷之礼,非郊见上帝之本意也。大礼不可轻废,请决行之,臣乞于祀前灭贼。”[27]虽然完颜襄在郊祀前消灭了反叛契丹的主力,但其余部仍时有活动。承安二年(1197),主要由契丹人组成的乣军千余人出没于锦、懿州之间(今辽宁省阜新一带),瑶里孛迭将其击败,并追回其所掠夺的物资。完颜襄为了消除契丹人再次叛乱的隐患,“乃移诸乣居之近京地,抚慰之。或曰:‘乣人与北俗无异,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襄笑曰:‘乣虽杂类,亦我之边民,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在此,必不敢动。’”[28]完颜襄将乣军迁移到中都附近,虽然在当时起到了安定边境的作用,但是在十余年后蒙古进攻中都时,乣军却乘机投降了蒙古,使中都很快陷落。
在平定契丹人的反叛后,章宗以参知政事完颜裔取代完颜襄统率北边军队,但是北方的部族很快又发动叛乱,完颜裔镇压不利,完颜襄再次出屯北京,被任命为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这时发生了饥荒,完颜襄命令减价出售官府储粮。有人认为士兵也缺粮,不应向百姓低价售粮。完颜襄却认为只要民足没有兵不足的道理,由此也可见完颜襄作为宰相和统帅的才识。完颜襄又奏请章宗,派同判大睦亲府事完颜宗浩出军泰州,左丞夹谷衡于抚州行枢密院事,出军西北路阻击阻革菐部,自己率军出临潢,章宗同意了他的建议,并赐予他内库物资。承安三年(1198)二月,阻革菐部首领斜出到抚州再次请求投降。章宗派专使询问完颜襄,完颜襄认为接受斜出的投降利大于弊。于是,“丙戌,斜出内附”。[29]在北部的局势安定后,完颜襄修筑了临潢路的界壕。
三、完颜宗浩的北伐
完颜宗浩出身宗室,章宗时曾任北京留守,因为完颜襄的推荐,而出镇泰州。“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30]章宗又派上京等路军万人屯戍泰州,宗浩认为泰州的粮食储备不足,并且敌人暂时不会发动进攻。于是将这一万人分派至隆州、肇州之间以就粮,当年(承安二年,1197)冬天果然无事。广吉剌部屡次胁迫诸部入塞侵扰,宗浩请求乘暮春其马体弱时出击之。但是完颜襄认为这时阻革菐部正发动叛乱,如果攻破广吉剌部,那么阻革菐部就无后顾之忧了,不如暂时留之,以牵制阻革菐部。完颜宗浩对此很不以为然,向章宗上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革菐”。[31]经过一再请求,章宗同意了宗浩的意见。并向宗浩颁发了一道谕旨,“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32]对宗浩寄予了厚望。宗浩首先侦察了诸部的态势,认为合底忻部与婆速火部相互勾结,而广吉剌部既畏惧金军的讨伐,又怕二部于己不利,可以乘机迫其投降。于是,宗浩派主簿完颜撒领兵二百为先锋逼迫广吉剌部,并向完颜撒交代说:“如果广吉剌部投降,就可以征集其兵以攻合底忻部,并且侦察其具体所在,马上派人来汇报,然后大军出动,一定会打败它。”广吉剌部果然如宗浩所料向完颜撒投降,于是征集了其骑兵一万四千人。宗浩随后北进,命令每人携带三十天的粮食,派人通知完颜撒会师于移米河,一起进攻。但是使者误入婆速火部,致使完颜撒部没有及时会合。宗浩的前军进至忒里葛山时,与山只昆部的两个属部石鲁和浑滩遭遇,击败之,斩首一千二百级,俘虏了大量人员、牲畜、车辆。进至呼歇水时,敌人更加畏惧,合底忻部首领白古带、山只昆部首领胡必剌及婆速火部都请求投降,宗浩在受降后将其都予以释放。胡必剌向宗浩建议攻讨近在移米河而不肯投降的自己的属部迪烈土部。宗浩于是又进讨该部,斩首三百级,又有很多人投移米河而死,缴获牛羊一万二千多只,车辆、毡帐也很多。已经投降的合底忻部、婆速火部出于惧怕,向西渡过移米河而逃,遗弃了大量车辆、辎重。完颜撒与广吉剌部首领忒里虎在窊里不水追上他们,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死四千五百余人,俘获牛羊不可胜数。金军撤退后,婆速火部请求内附。至此,广吉剌部降,合底忻部、山只昆部、婆速火部相继败亡,完颜宗浩的北伐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章宗时期对北方蒙古诸部的战事也得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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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金史》卷73《完颜守贞传》。
[2]《金史》卷97《移剌益传》。
[3]《金史》卷95《张万公传》。
[4]《金史》卷24《地理志上》。
[5]《金史》卷9《章宗纪一》。
[6]《金史》卷9《章宗纪一》。
[7]《金史》卷125《党怀英传》。
[8]《金史》卷95《张万公传》。
[9]《金史》卷95《董师中传》。
[10]《金史》卷101《孛术鲁德裕传》。
[11]《金史》卷94《完颜襄传》。
[12]《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
[13]《金史》卷93《独吉思忠传》。
[14]《金史》卷93《仆散揆传》。
[15]《金史》卷9《章宗纪一》。
[16]参见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第442-4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
[18]《金史》卷94《夹谷清臣传》。
[19]《金史》卷10《章宗纪二》。
[20]《金史》卷10《章宗纪二》。
[21]《金史》卷94《完颜襄传》。
[22]《金史》卷10《章宗纪二》。
[23]《金史》卷10《章宗纪二》。
[24]《金史》卷94《完颜襄传》。
[25]道润梯步译著:《新译简著〈蒙古秘史〉》,第99-10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金史》卷94《完颜襄传》。
[27]《金史》卷94《完颜襄传》。
[28]《金史》卷94《完颜襄传》。
[29]《金史》卷11《章宗纪三》。
[30]《金史》卷93《完颜宗浩传》。
[31]《金史》卷93《完颜宗浩传》。
[32]《金史》卷93《完颜宗浩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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