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佛教是唐朝的一大祸害 用艺术做贩毒广告
[b]核心提示：[/b][font=楷体_GB2312,楷体]现在，从《中国通史简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那两节，和年表一并印行，题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出版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揭露它在当时说的、干的都是些什么，史学工作者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有人问，你说佛教一无足取，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好处吗？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例如，艺术方面就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font] VSU a rU[font=楷体_GB2312,楷体]我说，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为艺术品，保护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艺术以外，门类尚多，统称为“外学”，佛书认为“应与毒药等而视之”，“外学”与“内学”（佛学）完全是两回事，“外学”即使有某些成绩，决不能挂在佛教的账上。比如，释月田著《宁坤宝笈》，竹林寺僧著《妇科秘方》，二书如果真有什么好处，那只能说妇科学上添了些新治疗法，与佛学毫无关系。和尚研究妇女病，佛经里有根据吗？因此，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论“内学”，不论“外学”。[/font][p=30, 2, center][font=楷体_GB2312,楷体][attach]1745713[/attach][/font][/p][p=30, 2, center][font=楷体_GB2312,楷体]唐代佛教壁画 资料图[/font][/p]
[b]本文摘自《唐代佛教》 作者： 范文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b]
这是我同张遵骝同志合写的一本小册子。遵骝同志帮助我研究唐朝佛教，穷年累月地看佛藏和有关佛教的群书，分类选辑资料百余万言。我凭借这些资料，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关于唐朝佛教的两节。遵骝同志在编辑资料的同时，随手录取有关佛教的重要事件，起自隋朝，迄于五代，编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现在，从《中国通史简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那两节，和年表一并印行，题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出版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揭露它在当时说的、干的都是些什么，史学工作者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有人问，你说佛教一无足取，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好处吗？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例如，艺术方面就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 P:Z e7}#}nQ-A6`
我说，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为艺术品，保护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艺术以外，门类尚多，统称为“外学”，佛书认为“应与毒药等而视之”，“外学”与“内学”（佛学）完全是两回事，“外学”即使有某些成绩，决不能挂在佛教的账上。比如，释月田著《宁坤宝笈》，竹林寺僧著《妇科秘方》，二书如果真有什么好处，那只能说妇科学上添了些新治疗法，与佛学毫无关系。和尚研究妇女病，佛经里有根据吗？因此，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论“内学”，不论“外学”。 o*w Ub&_
显然，评价唐朝佛教，不是一次、几次所能评定的，也不是像我这样做通史工作的人所能胜任的。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付出大量劳动，写成有力的专门论著，真正从理论上摧陷而廓清之。相信在我们的伟大时代里，这种论著是一定会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只是我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附带作出一次尝试性的评价，如果因这一次评价而引起多次评价，因评佛教而扩大为评各种宗教，那么，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工作上，总算是起了些有益的作用。
天竺上古历史，渺茫难知，大约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即佛教教主释迦活着的时候，天竺社会（有人考证，当时是奴隶制度正在瓦解的社会）里普遍地、尖锐地、极其严重地进行着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其中也可能有少数被统治阶级中企图逃避现实斗争的人）看到前途的险恶，纷纷进入森林，专心探索解脱险境的方法，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就是都想逃脱阶级斗争的现实危险，继续享受剥削民众的权利。超生者即不死于斗争之谓也。E/W{n3rv Y t1Y
不过“九十六道”并未想出什么解脱的好办法来，一个小国王的嗣子释迦却想出来了。因此，“九十六道”被宣称为“外道”，而释迦所说的“道”则被认为无上正等正觉。他的“道”演化为广泛流传的佛教。有人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说，有反对婆罗门独占社会最高地位的进步意义。又说，释迦本人曾劝导一个掏粪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出家，与其他人同为佛弟子，这也是进步的。不过，我们还得看另一面，佛教所谓众生，包括所有禽兽和虫豸，各种禽兽与各种虫豸都与人平等，人杀死它们就得受恶报。人与动物中的害兽、害虫平等，实际是保护害兽、害虫，任其伤害人，这里有什么进步意义？0WP0R1a+e tt d"};z,^
佛教摆出一副离尘出世（超阶级）的假面孔，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它骗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灭（空）二谛。它把人的一生看作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苦”字。
诚然，生、老、病、死在人的一生中是免不了的，也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一生的境遇上，苦乐悬殊，何止千里、万里，怎能说是一样的苦呢！这样，阶级的不平等，轻轻地被抹煞了。佛教抓住一个“苦”字扩大为一切（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皆苦，说人间世界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所有人都按照前世自业（自己原有的，不是外来的）的高、下、胜、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着。 剥削阶级当前制造灾难、苦痛的罪行，又轻轻地被抹煞了。照所谓“自业”的说法，美帝国主义者到处杀人，被屠杀的人都是“自业”；又如，在长崎、广岛投原子弹，一时死者数以万计，难道可以说美帝无责任，责任在死者的“自业”吗？自业的说法，漫无标准，流弊不可胜言，例如，杀数百千万人的现行犯，也可以说成因死者的“自业”而无任何责任，佛教是什么阶级的工具不是很明白了吗。佛教依然还是抓着这个“苦”字，指出脱离苦海的道路，那就是苦、集、灭、道的所谓“四圣谛”。其中最重要的一谛叫做“灭谛”。“灭谛”又化名为“涅槃”，意义是无苦地、安宁地、对来世大有希望地死去。作恶多端、在斗争中束手无计的统治阶级，眼看斗争的敌手信佛教后，斗志消沉，自愿走涅槃之路，哪有不喜欢之理。
可是接受欺骗，放弃斗争，忍现世一切苦，望来世大安养的被统治阶级，却上了一个莫大的当。这一大当，使统治阶级踊跃赞叹，欢喜无量，吹捧这种教义的发明者，救苦救难，至高至大，高大到无以复加，一向被天竺人尊为造物主的大梵天，大自在天，都拜倒在佛的脚下了。人们写出成万卷的书来歌颂佛教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和功德，其实只要刺破它的一点，就会全部泄气，垮下台来。 OV YM,]"_/~J)F"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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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朝，有个佛教徒王谧，为保护佛教，无意中说出从哪一点上刺破佛教这个大牛皮。他说“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无法辩护），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失去依据）矣”。三世即因果，罪福即报应，扫除因果报应之说，便扫除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统治阶级用因果报应来推广佛教，是理所当然的。被统治阶级随声附和，信以为真，岂不是被骗充当了可怜虫、冤大头！{C-M y*B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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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进行得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汉族地主和非汉族地主）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继续发达和大大发达。南朝士大夫有谈玄（玄学也是一种麻醉剂）的习惯，谈起佛教来，也以义门（谈义理）为重，不同于北朝佛徒的偏重禅定（静坐念佛）。至于搜括百姓“卖儿贴妇”钱来立寺建塔，以求大功德，则南北佛徒同一个样。北朝士大夫不长于义门，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费财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卖儿贴妇”钱来满足求功德者的敲剥。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仅作注疏、作法论超越南朝，而且习禅定、修功德也远超北朝，佛教的祸害，全部暴露无遗。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华经游意》里，说佛教是“逼引之教”。“逼”是逼使人厌恶现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体），“引”是引导人欣慕灵魂不灭，永享极乐。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这里只把显而易见的大祸害，列举三条如下：
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俨然居于统治者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忍受虐待，无权利可言。例如他们生病，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贮，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N-@#pD.s J4lDOe
义净替普通僧众鸣不平，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统治僧生病决不会吃龙汤，被统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秽恶，硬咽下去，这不是借“圣教”为名，实行阶级压迫吗！又如禅宗六祖慧能，出家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当舂米工，碓重身轻，他只好腰间缚上大石，借以运碓，腰脚都受损伤（见《曹溪大师别传》），干力不胜任的重活。如果他不是传授衣钵，离寺回乡，定将伤重死去。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0p u9g2I _ g K%s
释迦在世时，他和僧徒可能经济上区别不太悬殊，因为住处同是大富人施舍的精舍，吃饭同是沿门托钵乞食，释迦对徒众是教师，不是拥有财产的统治者。有人说，佛教戒律甚严，僧人生活从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虽然释迦不赞成像某些“外道”那种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来，还是属于苦行一类。事实却并不如此，谁能保证僧人（主要是统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传》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们持戒是真的，也无非为了起更大的欺骗作用。$C0N*U%E.d-} [8l
僧人（持戒者）对穷苦人说教：你们没吃酒肉，没成家室，五戒中你们实行三戒，这就造了善因，来世必有善报。我们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为了来世呵！这样，受骗者将是多么舒舒服服。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粪扫衣（捡取破布块缝缀成衣服）进化为袈裟，打狗棒（乞食时用）变形为锡杖，寺主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据称雄的惯性。寺产的来源一种是老和尚师徒相传；一种是富人自带一部分田产设置兰若（寺庙），招集普通僧徒，用来耕种田地（城市中寺庙多用僧人经营工商等杂业）。这是无偿劳动，当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舍，一个私立的小兰若，可能变为朝廷赐名的大寺庙。
劳苦群众迫于苛政，投身佛寺或兰若，虽然同样受压迫和剥削，比起俗官要钱要命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来，终究有些轻重的区别。所以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名为出世离俗，实际是富人花本钱立兰若，新创一种发财致富兼并财产的巧方法。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废佛，凡废赐名的寺四千六百余区，废私立的兰若四万余区，兰若比寺几乎多十倍，足见大利所在，有几万富人在做这个发财买卖。 呵呵，时局变迁，大部分的东西都成为粪土，但是大唐的莫高窟却保留下来，这里不能不应该对佛教的积极意义进行肯定。
因果报应之说，肯定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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