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传奇
[i=s] 本帖最后由 愤青甲 于 2010-08-04 21:11 编辑 [/i] F8{ eocL$m以原文《三国志》《资治通鉴》《晋书》等会编s oZi3gjL+q J
晋武帝灭孙吴统一中国之后,司马炎解除了各洲郡的武备,大多士兵被遣返回家,只留下少量的军士,大的洲郡只设置武吏百人,小的洲郡只有五十人。他认为“天下乂安”去除武备可以显示海内外安定,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大肆分封宗室,到后来统治阶层各种势力为争夺各自利益,在晋惠帝末年发生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晋王朝统治的根基,日夜加深的民族矛盾使各部族自行建立政权,导致中原沦陷,群雄混战,司马王室南迁。八王是指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中原黄河流域则成为各民族的争夺的战场,直至东晋灭亡时,中原从未被东晋所收复,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这一段时期,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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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有云:“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他的《何博士备论》里对此有比较深刻的研究:9|:x0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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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以前说的五胡之乱祸害晋室王朝,它的起始原因不是只有一个朝代所造成的。探其最基本的根源是历代累积下来的,是在于数百年来的矛盾,延缓到西晋后集中暴发。国家更替了三世,而历代更替的君王多达数十人。在日常生活中,从表面上是看不到这些矛盾现象存在的,当矛盾被一种因素激化后而不知道如何能够撑持国家稳定。从表面现象中不能看到,都是因为祸根常常隐藏在福中,表面上太平祥和之下常隐藏着祸端。人们只能看到现在出现的祸福而已,不能逆向来考察它,祸端隐藏在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它还没有爆发,大家都不能看到祸乱发生后造成惨乱的后果。当灾祸降临时不能很快平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历代先王治理下的国家,侯甸要荒①,各以其职位来朝贡。故而西周的君王周公旦在明堂接受诸侯国的朝贡,四方的诸侯国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人们只能看到这些置办了贡品,提着厚重礼信来朝贺的热闹场面,而隐寓了其中最中要的“羁縻勿纵”②的道理,这对后世的影响甚为深远。后世之君,因为用内徙的政策而亲近这些少数民族,取悦向他臣服的人而侥幸逃过衰弱破败。最先是汉代的孝宣皇帝肇出的事,慢慢地又发展到了晋世祖,而在魏武时期又最干得最多。有的减了军备使国防空虚而且罢除了巡逻警戒,有的则遣返自己的士兵回原籍而使少数民族部落慢慢强大。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盛,官吏既而对他们欺压侮辱还加重他们的劳役,可以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积压在这些人心中的怒火,而不知道大祸将发生后带来的惨状,一旦汹涌翻腾起来就象决堤的洪水,什么人都不能阻挡。晋朝之所以成为不幸,都是因为爆发的时机恰到好处,在平常生活中又不能看到它明显造成惨乱后果的原故。以往汉孝宣皇帝都是凭借汉武帝侵击匈奴时打出的余威,令五单于内部争斗,最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的部族。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上书愿为汉守护西北边疆,向汉元帝请罢边境防备,以休养天子人民,元帝令臣下集议,郎中侯应列举十条理由反对,而汉元帝不认可,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汉元帝以行动报谢了呼韩邪单于,从此以后北边的人慢慢地进入中原,汉朝还很高兴,又忙于南边的叛乱平定,而不知道他们今后带来的却难。晋世祖司马炎因为匈奴部族迁到这里的人慢慢多了,于是建了南庭以便安纳他们。把西河美稷划给了内附的人,后来这些部族因此都屯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河西之地,全部都被他们占有了。再加上迁徙来的常反叛的羌部,又错置了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员。魏武的时候又大举迁徙武都(甘肃东南部,与四川省、陕西省、青海省接壤)的氐部族以便充实关畿(京都管辖的地区),用以抵御蜀汉政权的侵袭。而匈奴五部,全部居住在汾晋(山西省太原地区)而且近在肘腋下。表面看晋朝很兴旺,实际上大致中原半数成为敌国的了。(刘)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弋仲)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洪)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廆),鲜卑也,而居昌黎。各种族日渐茂盛,他们的居处饮食都趋于华美;但是他们肆行暴虐贪婪凶横、乐斗喜乱的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则亦无时无刻而随之发生改变了。因此当刘元海一支匈奴部族带头发起叛乱,各种部族一起响应、乘机四起占据雍洲(陕西省中部),自漫长的淮河以北,再也无复为晋朝的国土,而为此交战的国家先后又打了几二百年。所谓的道理就是祸事发得越迟,而为毒就越深。他们迁徙内地之所以当时听从统治者的使役,亦是迫于统治者先前制服他们的余威。而他们的心情未尝不是怀土而思返,固而很深地从心理怨恨中国,对待他们象关牲口似的羁拘和欺负。因此刘猛发起狠来反叛晋王朝,起义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匈奴刘元海诸部每天都未尝忘记这种事。自曹魏以上各朝代,其间不是没有明智之主,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为子孙后世来考虑。然而皆安然自如地让其内附,或乐于借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惟恐他们不能鸠合在一起,而好去收拢使役他们。虽然有时做出一些为祸患国家的事情,都不能够使统治者为之深思远虑,在祸患发生后又很快平定,而使统治者感到厌烦,对他们的讨伐的态度也消极了。由晋而下,自武帝司马炎平吴会统一国家,遍抚天下,固然是没有借助这些游牧部族的军事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能够探察到他们以后所带来的灾难而采取制乱措施,依着他们怀恋故土返还的心情,西晋政权能再给他们加以优惠的政策,以指导他们的归行,为他们假建一些归返的理由,而且资助他们一些钱粮,使他们各自按种族的血缘关系而回到故土,那他们将快乐轻松地退回去,而惟恐他们后来干的事了。然后在边境上开拓设置阻障严加盘查,使这里截然有内外的险阻,虽然以后也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则不至于使祸事发生在自己的肘腋之间,而不会被不可战胜这样的言论扰乱平叛的策略。就算没有明智英果之主为后世的子孙来考虑过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在乎他有没有行动和手段,来挽救还没有发生的深重灾难了。自从那时晋武帝平定东吴统一国家以后,才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天下所知,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他呢?虽然有郭钦上书直言反对当时的政策,江统的《徙戎论》著论,他的言论反复说到关健,皆是恬不为省,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就象是刚刚抱着老虎而熟睡了。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何博士备论》
注解:K&TQ FQ]'u!d4t
①侯甸要荒:古代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服,服事天子之意。《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孔 传:“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又 周 称侯、甸、男、采、卫为五服。见《书·康诰》。1u.Kb{u s;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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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羁縻的意思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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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酒肇缘起 邓艾平反u g(V._L|H%^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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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五年己丑,公元269年2月,西晋政权划分雍、凉、梁三州地界置于秦州管辖,以胡烈为刺史。早在邓艾收纳羌戎部族投降的数万人时,就把他们都安置在雍、凉之间,与汉民杂居,西晋政权担心他们时间久了会成为隐患,胡烈因为对西边的事懂得多,名气也响亮,故而朝廷抽调他去镇抚这个地方。泰始六年(270)秃发树机能趁晋军和东吴打得不可开交,胡烈与羌戎部族发生矛盾之时,带领鲜卑部族起事发动叛乱,六月秦州刺史胡烈率晋军平叛,激战在万斛堆(今宁夏中卫与甘肃靖远交界地区),军败被杀。当时在扶风总领雍、凉州诸军事的都督王亮遣将军刘旂救之,刘旂观望不进。随后王亮被司马炎就地贬为平西将军,将军刘旂因罪被斩首。王亮上言:“都是因为我用人不当调度无方犯的错,胡烈军败的起因由亮而出,将军刘旂死得可怜。”司马炎下诏曰:“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于是又免去了王亮的官。朝廷遣尚书乐陵人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继续征讨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的鲜卑兵战斗力很强盛,石鉴派秦州刺史杜预出兵进击。杜预以鲜卑军现在乘着胜利在前,而且马也肥状,认为晋军在秦州的住屯军只是地方部队兵力少战斗力很低,应该在这个时候加力大运输力量,先调战马和粮草,必须在开春后才能进讨。杜预因而再次得罪石鉴,石鉴于是上奏司马炎,说杜预以加强兵力为借口没有出兵,杜预于是被解除了职务,被关押在槛车上,在晋军征讨鲜卑军得胜后,下诣给掌刑狱的廷尉后再定罪。既而石鉴亲自带军进讨秃发树机能,同样军败不能攻克。+E.]fK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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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年春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反叛出塞。而原被安置在北地郡的匈奴部族也响应起来,夏四月,北地郡的匈奴军进攻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时间各地的匈奴部族全部内叛。攻击金城郡时,牵弘出兵讨伐,因有勇无谋,又与当地的羌戎部族失和,招致一部份反叛的羌兵和匈奴军、鲜卑军共同围攻,与秃发树机能的鲜卑军队共同包围牵弘的晋军于青山,牵弘兵败身没,晋军后来又征讨了几年,都不能平定。当初大司马陈骞就对司马炎说过:“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也,将为国耻。”那时牵弘还是扬州刺史,大将军陈骞都督扬州诸军事,牵弘就不听从陈骞的命令,晋武帝司马炎认为陈骞与牵弘不协调所以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并撕毁了陈骞的信札,以为是这个原因,于是调开了牵弘另为凉州刺史。陈骞私下叹息,认为此人到凉州必被鲜卑军所败。这次牵弘军败身死,司马炎对此后悔不矣。征讨秃发树机能兵败的石鉴,坐论功绩以虚伪被免官。后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在就任豫州刺史后,又一次坐击吴军而向朝廷谎报战功,虚张首级,晋武帝下诏:“昔云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虏获自杀,诬罔败法,古今所疾。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下同为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
晋武帝司马炎,河内温县(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人,祖父是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司马炎为司马昭长子,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执政,到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掌握了朝政。但是司马昭却有意让幼子司马攸世袭王位,但朝中众臣反对,贾充劝司马昭不应该废长立少,并对司马昭说:“司马炎为人宽仁,又是长子,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司马炎于265年五月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死,享年55岁,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相国、晋王。到了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称帝,国号晋。建都洛阳,改年号为“泰始”后改为“太康”。魏氏集团诸王皆降为候。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增位进爵各有差。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就被宠任用事。晋武帝当初成为太子时,贾充颇出了一番力,故而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宠信。贾充为人巧谄,与太尉又行太子太傅的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紞组成为党友,朝野中很多人对此比较厌恶。晋武帝问侍中裴楷古今政治得失,裴楷对晋武帝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乐安人任恺、河南尹颍川人庾纯都和贾充不和,贾充想解除他们接近皇帝的职务,于是向司马炎推荐任恺,说他忠贞应该在东宫辅助太子;司马炎接受了这个提议,以任恺为太子少傅,而侍中的职务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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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秃发树机能发动叛乱扰乱秦、雍一带时,司马炎对此一直很忧虑,任恺说:“应该派遣有威信和名望的重臣,又有智略的前去座镇安抚地方。”司马炎问:“朝中谁可以呢?”任恺因而趁机推荐贾充,庾纯也称让贾充前去比较好。到了271年秋七月,司马炎下诏:“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毂委成,大匡其弊,恐为患未已。每虑斯难,忘寝与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念,而远近获安矣。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驸马。”司马炎以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贾充自以为失职,心理非常忌恨任恺,计无所从而不愿前去。到了11月,刘猛叛军又打到了并州(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地区),并州刺史刘钦等率军击败了他。贾充将前去镇抚,朝中公卿大臣们到了夕阳亭,准备前去饯行。贾充不愿前行,悄悄向荀勖问计,荀勖对他说:“公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下,只受制一人,不应该轻蔑自己!但是说到这次出行在外,就离皇帝很远了,向你辞行实在也是件很难的事,只有向太子结求婚缘,就可以不用辞行而自动留下。”贾充说:“但是谁可以前去寄怀这段姻缘呢?”荀勖说:“我亲自前去与你请求说合。”荀勖因而回来又对冯紞说:“贾公要远出了,我等就会失去靠山和权势。现在太子的大婚还没有定下,何不趁此劝皇帝纳贾公之女为太子妃呢!”冯紞也认为这样做不错。不久朝廷设宴,讨论太子婚姻大事,荀勖上言贾充之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这时杨皇后及荀顗也一同赞成。司马炎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当时京城下起了大雪,平地积雪二尺深,队伍不能进发。既而又遇到皇储当婚,于是朝廷派去秦、凉镇抚的队伍没有成行。司马炎下诏贾充还居本职。其实在此之前,羊祜就已密秘上请司马炎留下贾充,羊祜认为贾充不在朝廷,任恺的势力就不能得到平衡,很可能会出乱子。到了这个时候,司马炎把羊祜的话也转告了贾充。贾充恍然大悟,谢羊祜说:“我现在才开始知道君是高人啊。”这一年终,安乐思公刘禅也死了。%{RJV|n9?t
公元272年春正月,晋武帝使骁骑路蕃、监军胡奋、何桢又出兵征讨匈奴军,屡次击破刘猛,又悄悄地以利诱其左部将帅李恪,李恪杀掉刘猛带兵投降晋军。二月辛卯,晋皇太子纳贾妃。贾妃年龄十五,大太子两岁。她生性妒忌,爱好弄权而且狡诈,太子既宠爱她但又怕她。到壬辰,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时年九十三岁。司马孚禀性忠诚谨慎,在宣帝执政时,司马孚时很多时候都让着他。后来逢到帝王废立一事,没有参与谋划。景、文二帝因司马孚属于长辈,也没有敢强迫他。到晋武帝即位,对他的礼遇格外格厚重。元旦朝廷聚会群臣,晋武帝让司马孚乘舆上殿,晋武帝站在阶沿上迎接拜见。坐下后,晋武帝亲自捧上酒杯为司马孚祝寿,行家中的礼节。晋武帝每次向司马孚拜礼,司马孚就跪下制止他。司马孚虽然受到武帝的尊宠,却并不以此为荣耀,常常面有忧虑之色。临终,留下遗言说:“有魏国忠贞不移之士、河内人司马孚,字叔达,不是伊尹,也不是周公,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但是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应当穿上平时的衣服,收殓用平素的棺材。”朝廷下诏赐予司马孚东园温明秘器石棺。各种施行的丧葬事宜,全按照汉代东平献王的例子进行。他的家属仍遵照司马孚的遗意,朝廷供给随葬的器物,一概不用。到了这年夏四月,司马炎设置后将军,以备四军。晋武帝和右将国军皇甫陶在一起论事,皇甫陶抢白晋武帝的言语。散骑常侍郑徽于是上表,请求给皇甫陶定罪。晋武帝说:“忠城直白的论言,只怕是不容易听到,郑徽逾越职权,胡乱请奏,这岂是朕的意思?”于是罢免了郑徽的官职。到了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告其刺史皇甫晏造反,杀了皇甫晏,传首京师。当时汶山白马胡掠袭其它各部族,益州刺史皇甫晏想前要去征讨。典学从事蜀郡的何旅等人劝谏说:“胡夷互相残杀,这原本就是他们的习惯,暂时还没有造成大的祸患。而今正是盛夏时节,如果出兵,雨季将临,必然要发生疾病、瘟疫,应当等到秋、冬季节再来考虑这件事。”皇甫晏不听。有个叫康木子的胡人烧着香说,军队出去必打败仗。皇甫晏认为他在扰乱军心,于是就斩杀了他。军队行进到一个叫观阪的地方,牙门张弘等人认为汶山道路险要不能前行,并且担心胡兵众多,因而在夜里开始哗变,杀死了皇甫晏。军中顿时惊慌混乱起来,兵曹从事犍为人杨仓在阻止兵变的过程中力战而死。张弘于是诬陷皇甫晏,说:“皇甫晏领着我们共同谋反。”故杀之,传首京师。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正值母亲去世而守丧,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到洛阳上诣材料证明皇甫晏没有造反,而是张弘等人纵兵抄掠。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人王濬(206-286)说:“皇甫侯以前起家时就是个读书人,何求而反!况且广汉与成都相据不远,都是属于梁州统辖的范围,朝廷本就想以你为衿领来挟制益州,正是为了防备今日之变故。现今益州有乱,乃是广汉郡的忧患。张弘这个小子,大家都不想与他为伍,应该即时前赴进讨他,不可失去机会啊。”王濬想先向朝廷请示后再干,李毅说:“杀主之贼,为恶尤大,当不拘常制,何请之有!”王濬于是将发兵征讨张弘。朝廷这时也下诏,以王濬为益州刺史。王濬的军队立即袭击了张弘,斩杀了他,灭其三族。后晋武帝封王濬为关内侯。L8P#|2R o2@$wil
王濬在最初的时候,为羊祜(221-278)的参军,羊祜对他非常了解。羊祜兄长的儿子羊暨直白王濬“为人志大奢侈,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羊祜却有独特的见解,说:“王濬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羊祜更转他为车骑从事中郎。王濬后来在益州任职,公开明立威信,促使蛮夷部族多来归附他;没多久又迁升为大司农。当时晋武帝正与羊祜谋化伐吴的方略,羊祜认为伐吴应该借藉长江上流的优势,密秘上表晋武帝,留下王濬复为益州刺史,使他治理水军,后又寻找了个理由,加为龙骧将军,监领益、梁诸军事务。于是晋武帝下诏给王濬,罢停了士兵屯田劳作,开始大量造作舟舰。王濬的别驾何攀认为“屯田的兵不过五六百人,造船又不是一下就能置办好的,后造的船还未造好,而前面造出的都已泡腐烂。应该立即在诸郡广泛招兵,合计一万余人来做这个事情,到了年底就可完成。”王濬觉得事情重大,必须先向朝廷上报,而何攀却说:“朝廷突然听到要招一万多兵,必定不答应;不如立即就招,假设朝廷阻挡,却看到局面已展开,功夫已成,大势已定便不得再阻止了”,王濬听从了这个意见,令何攀负责典造舟舰、军器。于是便造出了大舰,长一百二十步,可以载受二千多人,在船上以木建起了用于弩射的城搂,立起了用于划船的楼橹,船上开了四道门,在上面骑马往来奔跑都没有问题,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当时用作造船的柿木,有掉入江中,在晋军造船的过程中,蔽江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吴郡人吾彦,取了一块漂流下来的柿木告白吴主说:“晋国必有进攻吴国的计划,应该立即增加在建平的兵力,来强化这个防备晋军前进的要塞”,吴主没有听他的,吾彦无奈,于是只好用铁锁横断长江水路。王濬虽然接受了招募兵士造船的折中策略,但是却没有提调这支军队的虎符;广汉太守敦煌人张斅收集了王濬从事的信息,向朝廷列上举报材料。晋武帝召张斅还来,责问:“为何没有接到朝廷的密启,就去收集王濬从事的材料?”张斅说:“蜀、汉这个地方太远,刘备当年就在这里建立政权,我私下收集他的信息材料,臣觉得这样做是很轻微的”。晋武帝也觉得他做得不错。
到了272年秋七月,晋武帝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其侍中、尚书令、领兵等职务依旧。贾充与侍中任恺都是晋武帝所宠任的大臣,贾充想独揽专权名利,而又忌惮任恺的存在,于是朝中的很多官吏各自依附这两人作为靠山,一时在朝中朋党纷然。其实晋武帝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招贾充、任恺在式乾殿宴请,而后对他俩说:“朝廷应该是一个集体,大臣之间应当和睦相处”,贾充、任恺各拜谢。贾充、任恺认为既然皇帝已知道此事而又不责罚他们,当然后来做事就更加无所忌惮,从表面看两人互相推崇,其实内心的积怨更加弥深。贾充于是推荐任恺为吏部尚书,任恺侍觐晋武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与荀勖、冯紞趁此机会共同向晋武帝说任恺的谮言,任恺由此获罪,被罢官废在家中。
